勾兑江湖里的五常大米
发布日期：2019-10-18 10:28:23 来源：互联网
“纯五常稻花香十块一斤是成本价，外地卖的那些四五块一斤的都不是真的。”
造假者不仅有“内奸”——在五常生产的勾兑米，更有“李鬼”——在五常之外的“域外造假”。
保真，即建立五常大米防伪溯源体系。这个体系包括“五常大米”商标和两个logo：“五常”产地证明商标(鹰标)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(地图样)。体系内的大米产品在包装袋上印有溯源二维码，扫码就能了解这袋大米的具体产地、种植和加工厂商。
2019年9月，刚过中秋节，大兴安岭已经开始下雪，五常的寒意也转浓。罕见的连续刮风降雨，外加一场冰雹，快要收获的五常大米稻秆被地心引力拽弯了腰，沉甸甸的稻穗一头栽在地上，泥泞一片。
“正好在灌浆的时候趴窝了。往年出米率是5个米(50%)，10斤稻子能出5斤大米，今年可能只有3个米。”看着倒伏的稻子，50岁的桃山村村民王晓斌(化名)担心，家里这全国闻名的五常大米卖不出去或只能贱卖。
这一幕曾在2018年底上演：往年“稻花香”稻穗的收购价就能接近3元/斤，比南方产的精米还贵。2018年收成不好，“稻花香”水稻的收购价格被进一步推高，大量较便宜的外地水稻进入五常米厂，本地稻反而无人问津。
在全国213种大米地理标志产品中，五常大米无出其右。但进入五常的外地大米提了价，本地招牌就“蒙了尘”。2019年年初，五常市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，“持续加强对五常大米市场监管，严厉打击域内外冒充五常大米行为。”
这个哈尔滨的县级市兼有“五常大米香天下”的名声和“天下大米乱五常”的烦恼，农民、米厂、政府……都想走出这本地米卖不出高价，外地人买不到真米的怪圈。
“给冒牌勾兑米做了嫁衣”
1993年，农艺家田永太培育出“稻花香”品种后，五常二百多万亩稻田，大都种植着“稻花香”。“口感跟外地米就是不一样。煮出来的米饭泛着油光，吃起来软糯又有嚼劲，剩饭都不会回生。”王晓斌极是自信。
但本地人想吃到纯正的五常大米也并非易事。“要到农民手里去买稻子，送到米厂盯着他们磨出来。”五常人提醒南方周末记者。
外地大米冒充五常大米出售，已是公开秘密。“纯五常‘稻花香’十块一斤是成本价，外地卖的那些四五块一斤的都不是真的。”王晓斌摆摆手。
五常“稻花香”好吃的代价是比普通水稻品种更高的种植成本和更低的出米率。产量上不具优势，还不能大幅使用能增产的农药化肥，甚是娇贵。像王晓斌这样经验丰富的农民知道，今年这样歉收的大米反而会更好吃，“精华都集中在那30%(出米)上了”。
除了成本高，“稻花香”还不抗倒伏，“往年也趴窝，没今年趴得这么邪乎。”王晓斌坐在院里的小马扎上晒太阳，叼着旱烟，跟邻居有一嘴没一嘴地抱怨。趴在地里的需要人工收割，王晓斌估计，每亩水田的割地费要从300元涨到600元。
“稻花香”卖得贵，体现了稀缺性，却在与外地水稻的价格战中处于劣势。
王晓斌记得，2018年秋收时，“我们的稻子刚刚下来，就是没人来收。眼瞅着外地大车呼呼地往五常拉稻子，一落子(东北话，指货车柜)能装三四十吨，排好几里地。”在1.8元/斤的外地稻打压下，他的稻子从2.8元/斤一路跌到1.4元/斤，比外地水稻还便宜后才卖掉，有的包地大户更是赔了数十万元。
“我家去年打下的粮，现在还有没卖掉的，堆在仓库呢。”龙凤山乡光辉村一位村民舍不得贱卖，想等着价格回升后一点点出手。但许多农民却等不起，为了下一年的春耕，急需还旧账贷新款，不得不贱卖。
和大闸蟹、水蜜桃等农产品不同，水稻不能直接销售，还得经过加工厂变成大米。“在米厂面前，我们就是弱势群体。”王晓斌感叹，农民们辛苦耕耘出的五常大米品牌，反给冒牌勾兑米做了嫁衣。
“米厂要保证自身能活下去”
听到农民的抱怨，一家大米加工厂的老板郑欣荣(化名)微微皱起眉头，“农民是最可怜的，但米厂首先要保证自身能活下去。”
作为五常人，郑欣荣也钟爱五常大米。每次出差，他都会在车里带口电饭锅，装一袋五常大米。在他看来，五常大米好吃的秘密无外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——拉林河的好水，肥沃的黑土地;往北的稻子积温太低，往南的稻子生长期又太短。
在五常大米的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中，对地貌的描述更加专业：五常稻作区是一个三面环山开口朝西的盆地，东南部山脉挡住了东南风，而西部松嫩平原的暖流可直接进入盆地内回旋。
多年蝉联中国大米品牌价值榜首，五常大米滋生出328家大米加工企业、数以千计的农民合作社。中粮、益海嘉里、北大荒这些粮食巨头在五常开设了分公司，电商平台上的五常大米也是网红——在拼多多2019年8月的“农货节”粮油冲饮类热销排行榜中夺魁。
“农民与米厂是相互依存的关系。”郑欣荣强调，农民种出的稻穗，只有被米厂收购加工销售，才能转化为真金白银。
不过，经营五常大米并非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。郑欣荣认为2018年年底五常米厂收本地稻少，是因为自身也有难处。他分析，首先是当年的五常稻花香品质略有下降，精米在外地卖得不好，“稻子自然收得也就少了”。另外，受经济形势影响，米厂很难从银行贷到款去收购。
此外，郑欣荣坦言，五常水稻年产量远远无法满足这些大米加工厂的加工能力，需要外地米来弥补、冲量。
而外地米一旦进入五常，当然希望能贴上“原产地五常”的标签，价格翻个倍。“外地稻子在五常的米厂加工成精米，就算是五常‘生产’的大米了。”郑欣荣说，外地稻也确实能通过掺混改善口感，“一袋米里有30%的稻花香，就能有很明显的改善”。
外地米来源广泛：近到与五常接壤的吉林榆树、舒兰;远到数百公里外的佳木斯建三江垦区、齐齐哈尔泰来县，甚至还有江苏的稻子。品种则有龙洋16、430，以及吉林种的“稻花香”等。
每种米在勾兑时有不同的分工：龙洋16磨出来有香气，可以模仿稻花香之“香”;430则口感较好，且米粒较长，与稻花香形状相似。几种米按比例掺混，就可以做出4-5元一斤的“伪五常稻花香”，普通消费者难辨真伪。
“五常的米厂一起维护这个品牌，都卖纯‘稻花香’，把价格和利润做上去，这道理谁都知道，”郑欣荣顿了顿，“但米厂不可能靠自己把米卖到全国，总需要有经销商给你卖。”
郑欣荣这些米厂有自己的小品牌，也接外地的代工单——用自己生产的大米套上别人的包装。经销商各有各的诉求，“好不容易来一客户，需求就是掺一部分外地米，你五常米厂做不做这买卖?现在能带来订单的人就是爷。”
在4-5元一斤的假冒五常大米充斥市场的当下，消费者是否能接受10元/斤以上的纯正五常“稻花香”?郑欣荣觉得，这要打上问号。“很多南方消费者平时吃的1-2元一斤的米，没有这消费习惯。”他感觉，勾兑米在价格上更易令消费者接受，也促生了经销商的勾兑行为。
无奈之下，郑欣荣说五常米厂大多两条腿走路：卖给熟客的自营渠道大米，一般不勾兑;经销商有要求，就按要求的比例勾兑。
郑欣荣坦言，五常的米厂们都对媒体有所抵触，农民出身的他，自己也对接受采访有所犹豫：五常大米勾兑现象每年都会被自媒体炒作一番，影响五常大米的声誉，米厂自然受波及，“最终也会伤害到农民”。
副市长打假上了新闻
2018年底有大量外地米进入，农民强烈抗议，政府也有行动。
2018年12月3日，“五常大米品牌建设与保护专项整治和诚信经营推进会议”召开，五常市市场监管局局长耿军公布了《五常大米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实施方案》，五常市副市长出席。
根据五常市政府官网信息，五常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了督导巡察组，检查内容包括是否冒用“五常大米”或者“五常”鹰标、使用普通五常大米冒充精品五常大米、私自印制、贩卖五常大米包装物、异地分装和域外企业委托米厂贴牌等行为。
“打假”行动并非2018年才有。五常市市场监管局地理标志办公室主任张野“打假”多年，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，五常政府也曾采取强硬的“只出不进”手段。即新粮一下来，只让本地车出，拦截外地运粮车入。“但这么做就被套死了。米厂说，‘我进了外地粮不是用来生产五常大米’，外界反过来指责你搞地方保护主义，妨碍正常粮食流通。”
对于米厂贷款难本地稻滞销的问题，张野回忆，政府曾要求各个米厂优先收购本地稻子，同时协调银行给米厂放贷。“但是银行得考虑，贷完之后米厂还不上咋整。这都是一系列市场问题，不是靠政府行政命令完全能解决的。”
造假者不仅有“内奸”——在五常生产的勾兑米，更有“李鬼”——在五常之外的“域外造假”。在张野看来，这占五常假大米的绝大部分，由于造假售假地的地方保护主义因素，赴外地打击的难度更大。
2014年11月27日，张野随时任五常副市长何广铭率领的五常大米维权小组，在北京朝阳区东郊批发市场暗访，“那里边遍地都是(造假五常大米)，我们已经买了实物，还叫来了央视记者，找到市场管理方办公室，打算沟通维权。”
没想到一群“保安”突然杀到，把他们堵在2楼办公室，“看这情况，我和央视记者呜呜就下楼跑了。我们没办法，直接就给当地的工商所打电话，工商所过了一段时间才来，来了以后东西(指证据，记者注)全收起来了，没了。”
这起事件被媒体冠以“五常副市长打假险被打”的标题，在网上广为传播。此后，哈尔滨市、黑龙江省都有为五常“出头”、到外地打假的举措，亦收效有限。
反其道而行之——“保真”
经过超过十年的内外打假后，张野总结的教训是“打假很难”，只能反其道而行之——“保真”。
保真，即建立五常大米防伪溯源体系。这个体系包括“五常大米”商标和两个logo：“五常”产地证明商标(鹰标)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(地图样)。体系内的大米产品在包装袋上印有溯源二维码，扫码就能了解这袋大米的具体产地、种植和加工厂商。
在五常政府广场上，这几个标识和二维码被印在一颗雪白的大米雕塑上，夜里还亮着灯。“我们在电视、报纸上都大力宣传，让消费者购买带溯源码的产品，在哈尔滨国际机场和中央大街都开了官方体验店，京东还有线上体验店。”张野说。
张野介绍，溯源的核心在于总量控制。所有稻田的信息都被录入五常农业物联网服务中心，农业部门根据每年的气候、土壤等种植条件，给出平均的亩产数，再根据耕地面积，就能算出每个农户的稻田大约可以生产多少水稻，设立交易账户。
假设农户A账户里有10吨水稻，按照50%的出米率算，政府就给米厂配发5吨大米相应的溯源码。这样，米厂来找该农户收购只能是按5吨大米的总量，“刷卡购稻”。
总量控制外，为防止企业弄虚作假，政府还有后手。人眼看不出大米是否掺混，五常政府从2013年就与深圳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合作，花一百多万元从德国引进一套检测设备，根据大米的近红外光谱检测是否掺混调和。
不过，这套追溯体系也并非完美。
张野称，有溯源码能保真，但没有进入溯源体系的大米“也不能完全说人家就是假的”。目前只有“稻花香”这一个品种纳入到了溯源体系里，在五常一些丘陵地带不适合种“稻花香”，也有少量种植东北长粒香等水稻品种，暂不能使用五常大米标识。“我们先抓稻花香这个主要矛盾，正在设法推进将其他品种也纳入溯源体系，毕竟都是五常出产的大米。”
另一个问题是，这一整套溯源体系和商标使用，对企业起引导作用而非强制执行。
当地的人大代表提出立法，五常市政府也正在考虑制定五常大米地方保护条例，强制要求企业进入溯源体系。
保真之外，五常大米产量无法满足五常大米加工企业产能的矛盾仍未解决。张野称目前已经有271家五常米企获准使用国家地理标志，还有30多家正在申请。
1990年代，五常有450多家米企，经过市场整合淘洗，现有271家。随着规模较小和工艺较落后的米厂自然淘汰，供需缺口可能会逐渐缝合。
“五常大米溯源体系还处于成长阶段。”张野希望外界能给五常一定的时间。
2019年9月底，南方周末记者在五常市批发市场看到，有的产品只在包装上印了“五常大米”四个大字，但没有厂商名、生产地址、生产日期。有的包装精美，包装上也没有厂商厂址。一位商户透露，这种包装主要用来送礼，如果米厂想作为产品包装直接销售，“一般也能运得出去”。
桃山村前的公路，是一条外地进五常的必经之路。村民王晓斌这两天发现，五常“稻花香”开始收割，第一批外地大车也已经来了。
